自然任真陶渊明
东晋大诗人陶渊明，少时就怀有济世之志，“少时壮且厉，扶剑独行游”
，“猛志逸四海，骞翮思远翥”
，足见其不寻常的抱负。但在黑暗的现实条件下，他的壮志是无法实现的。从29岁起，他先后几次出仕，做过祭酒、参*、县令，然而每次历时都很短。像陶渊明这样孤高自守的人，与恶浊的官场是扞格难入的。他开始做州祭酒，由于“不堪吏职”
，“少日自解归”
。后来做彭泽令，一次郡里派遣督邮到县里来，他手下的人稟告他应当“束带见之”
，他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“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，拳拳事乡里小人邪！”当天即解职而去。从任职到去职，前后仅有八十多天。那篇《归去来兮辞》就是这时写的。几次从*的结果，使他深深感到理想和抱负无法实现。于是对仕途逐渐心灰意冷，虽后来几次出仕均由于生计所迫。在几度矛盾彷徨之后，终于走上“躬耕自资”
的生活道路。《归去来兮辞》开篇就唱道：“归去来兮，田园将芜，胡不归！”当他亲眼看到官场的乌烟瘴气之后，就把田园生活作为精神寄托了。“携幼入室，有酒盈樽。引壶觞以自酌，眄庭柯以怡颜；倚南窗以寄傲，审容膝之易安。园日涉以成趣。门虽设而常关。策扶老以流憩，时矫首而遐观。云无心以出岫，鸟倦飞而知还。”他在《归田园居》里写道：“方宅十余亩，草屋八九间。榆柳荫后檐，桃李罗堂前。暖暖远人村，依依墟里烟。狗吠深巷中，鸡鸣桑树巅。户庭无尘杂，虚室有余闲。”这与其说是现实的生活图景，毋宁说是诗人的“理想国”
。归园田居的生活颇饶情趣。他隐居田园，身体力行，荷锄耦耕，自得其乐。诗人与田夫野老结庐为邻，一起在田里劳动，“时复墟曲中，披草共来往”
，彼此建立了淳朴的友谊。“相见无杂言，但道桑麻长”
。诗人与邻里关系融洽，有一个清晨，诗人尚未起床，忽听有人叩门，他赶忙披上衣服起来开门，原来是“田父”
怀着一片热肠提着酒壶来他了。他们不拘礼数地畅饮，无所顾忌地闲谈，使诗人相与忘形。正是这种生活使诗人对农民有了进一步的理解，“山中饶霜露，风气亦先寒。田家岂不苦，弗获辞此艰。”尽管诗人“所业在田桑”
，一心一意经营他的农事，却不能维持起码的生活条件，“寒馁常糟糠”
，环堵萧然，不蔽风日，短褐穿结，箪瓢屡空，而且意想不到的天灾人祸突然而降。在他44岁那年家里遭了大火，烧毁了全部房舍和财产。他和全家人一时无处存身，只好暂栖门前的“舫舟”
上。天旱水涝虫灾频仍，“收敛不盈廛”
，以至于战乱“井灶有遗处，桑竹残朽株”
。诗人的生活日趋贫困，常常受到饥饿的威胁。“夏日抱长饥，寒夜无被眠。造夕思鸡鸣，及晨愿乌迁。”为饥寒所迫，诗人有时还去乞食，“饥来驱我去，不知竟何时。行行至斯里，叩门拙言辞。”诗人经常是靠向人告贷和朋友的赒济勉强维持半饥半饱的生活。直到死这种状况都未有稍许改变。但在这样艰难竭蹶之中，诗人丝毫没有改变自己的素志，穷且益坚。“我驾不可回！”归园田居以后，诗人又曾被“征著作郎”
，他断然拒绝就职。江州刺史去看他，正值他“偃卧饥馁有日”
，刺史劝他出仕并“馈以粱肉”
，他拒不接受馈赠，“麾而去之”
。诗人以青松为喻，寄托孤高品格。正是归耕以后二十年的生活经历，忧患和感慨，形成《桃花源诗并序》的主题。“桃花源”
代表着诗人的社会理想。诗人向往的是没有压迫没有剥削，“春蚕收长丝，秋熟靡王税”
，“*发垂髫，并怡然自乐”
的“乌托邦”
。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
一句话否定了一切封建王朝。陶渊明长期的隐居生活，并没有忘记*治。在《述酒》、《咏二疏》、《咏荆轲》、《读山海经》中，深深寄托着诗人的爱憎，被鲁迅称之为“金刚怒目”
式的作品。陶渊明的一生中有许多痛苦和不辛。但他的人生道路是独特的。正是这独特的道路，在文学上成就了一个大诗人，造就橫亘千古的艺术风格——冲淡自然，意深旨远的“陶体”
。于平淡散缓中见奇趣，这是陶诗的魅力所在，也是其人格魅力所在。赞